中国当代艺术的群体现象与个人经验
参加这个展览的22位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本身，为我们上述反思提供了丰富的事实材料和形象化证明。他们中有8位的年龄在五十岁左右，其他艺术家的平均年龄在四十岁左右。应该说，这是中国当代艺术两代人共同参与的一次联展。其中的毛旭辉、魏光庆、孙良、徐累、方少华、管策等人，更是上面提到的发生于八十年代“85新潮美术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在那个充满人文理想主义的时代里，他们以地域性、群体性为组织形式，以自己的热情和坚毅从西方现代和后现代哲学著作中汲取营养，不断地书信往来和聚会，不断地碰撞形而上的思想火花。那时候的他们，如同他们周边组织或群体里其他艺术家一样，反对因循传统的艺术风格和样式，努力开拓艺术的表现领域，在观念的层面上试图恢复艺术与生活应有的关系。虽然他们分处云南、湖北、江苏和上海，但是共同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要求，使得他们在那场被称为思想解放和观念更新的时代，扮演着文化精英的角色。他们的努力，也与当时的许多其他艺术家一道，共同构成了对于今天的中国当代艺术来说十分宝贵的理想主义精神财富。
我们提出这些艺术家与二十年前出现在全国许多地方的现代艺术群体的关系，是要强调今天中国当代艺术的繁荣正是因为有了包括他们在内的当时许许多多艺术家的不懈努力才得来的。历史的客观发展、艺术的观念变革、社会的内在需要以及个人的持续创造，使得包括他们在内的当年艺术群体中的一些优秀的艺术家成为了海内外知名艺术家，但是当年如火如荼的人文主义理想精神却是包括他们在内的整整一代艺术家和一个个如燎原之火的艺术群体共同创造的。还原当代艺术发生和发展的历史背景，目的在于使我们充分认识追随其前奏——现代艺术的青年人是大有人在。这也正是我们这个展览主题中“何去”的深刻寓意之处——有去处就有来处，中国的当代艺术是从这样的历史情境中一路走来的。
艺术的发展和内在价值仅仅靠群体性的理想宣示和形而上的精神思辨，是无法真正承担起视觉艺术的表现性功能的。随着八九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饱受争议但永载史册的现代艺术大展的落幕，以及九十年代早期市场经济的商品大潮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渗透，这些艺术弄潮儿开始把目光从形而上的超越投射到周围的日常生活，试图通过个人化的生存经验来追求艺术作品的语言风格。至此，那种狂飙突进式的艺术群体逐渐散开，而现实世界在政治经济上所发生的变化，必然致使艺术家重新调整自己与现实的关系，也自然深刻地影响到他们对待艺术的态度和方式。
艺术在这个时候回到了它的物质性的语言形式的层面，而要在语言形式层面有所作为，个人的生存经验当然是最为根本的。但是，个人的生存经验究竟如何理解呢？如果仅仅理解为是对自己生活的周围有形事物和现象的一种反映和态度，那么无形的事物和现象和个人的经验就没有关系了吗？用具像写实的表现方式来反映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变化以及自己对这种变化的态度和立场，当然是一种个人经验的显现形式；用抽象的方式来记录和传达自己在这个世界所发生的变化影响下心智上的波动，也应该是个人生存经验的一部分，只不过它更加个人化和私密化，难以公共化和通约化罢了。
与八十年代艺术注重宇宙生命而不注重日常生活、注重文化批判而不注重艺术表现不同的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中国艺术在个人生存经验上的转向，使得它的文化批判性和先锋性越来越与物质性的语言形式的发掘和拓展联系起来。文化艺术变革的目的是试图寻求社会的民主，但社会的民主如果没有文化艺术自身形式上和形态上的建设，又如何实现呢？所以，九十年代艺术向语言形式和背后的生存状态的回归，是中国艺术开始成熟的标志之一。这些八十年代的艺术家们以他们勇于突破、大胆探索的牺牲精神，为九十年代中国艺术在风格、题材、媒介和表现技巧等方面的全面展开，铺平了道路，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在这种转向中创作出具有个人独特语言特征的作品，影响并且带动了后继者，共同谱写出中国当代艺术在九十年代以来新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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