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艺术的历史还原与方法反思
选择“何去何从”这样的问题句式来作为我们这个展览的主题，显然是要表明这样的几层意思，一是我们要用方向性的坐标或尺度来分析中国当代艺术的内在结构；二是我们要从历史和未来的时间性角度来考量今天艺术的外部环境；三是我们要表明我们的思考本身的开放性和持续性。也就是说，我们试图通过这个 展览来说明我们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思考，以及这种思考模式的开放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尽可能丰富地展示出中国当代艺术的基本面貌，逼近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本身。
那么什么才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真实本身呢？在提出这个概念的同时，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又陷入到另一种绝对的或者封闭的逻辑悖论之中呢？我们必须提醒自己不能陷入自相矛盾的悖论情境中。问题在于，任何的理论思维和学术研究又必须具有一个逻辑的起点和依据，同样的，任何的艺术现象和作品的产生，也不可避免地必须具有特定的逻辑情境和客观条件。解决这个难题的最好方法就是强调任何一种艺术创作及其理论思考方式的有限性，而尽可能多地将曾经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各种艺术思潮和理论的具体情境呈现出来，不做简单的社会学意义上的归纳和分析，不以所谓的风格、题材、媒介和表现技巧论优劣。只有在各种风格、题材、媒介等语言形式及其背后所蕴涵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和不同区域文化的意义充分展示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说，这接近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当下真实。应该说，跨越不同风格、流派、媒介，从整体生态的角度来重新检查和环视二十年来中国当代艺术，这种新的思路本身就是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种方法论建构的尝试。
从这样开放的思考模式出发，要比较准确地描述出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生态，还原其得以发生、发展的具体环境，就显得非常必要。当我们把历史还原到二十年前甚至更早一些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一条十分清晰的线索。那就是，因为要摆脱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服务的说教功能，艺术界在结束了十年动乱后出现了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和新潮美术三种思潮，并且还出现过几次短暂的带有艺术民主色彩的星星美术展览。艺术在剥离那些中国特定时代强加到自己身上的外在附加重负的时候，参照的标准和观念是从西方传来的所谓启蒙与救赎──另一种外在的元素。这种外来的元素对于破除以往的政治意识迷信起到了功不可没的作用，然而它却因过度高扬主体个人的自主意识而流于乌托邦的境地。而当时间进入九十年代后，商品经济机制对于这种虚幻的主体意识的解构必然导致乌托邦大厦的坍塌和抽象的人文价值体系的断裂。于是，作为假想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开始隐身，而新的假想敌──商品化的无所不在，开始显现。在这种隐身与显现的混杂和交叠的缝隙中，中国艺术左突右冲，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矛盾与多元的格局和态势。困难还远不只这些。商品经济的广泛推行，必然要求资本的全球化运作，也就必然使中国绑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这架马车上，文化艺术自然也就在自我的内部解放的使命外，增加了与世界其他文化进行比较、沟通和搏弈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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