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 珂

1976年  生于陕西
1994年——1996年，于圆明园画家村从事学习和绘画，现居北京。
绘画作品见于《美术观察》《中国当代艺术文献》《当代艺术家工作室》《当代艺术》等刊物。

参加展览：2007年《搭车》   于北京；
          2008年《五十一》 于北京
          2009年《性能》   于北京
          2009年《第二界五四青年艺术节》于北京

绚烂与凄迷——读孙珂的画

高  岭

2009年3月29日-31日

自我与周围的世界，换句话说，主体与客体，作为艺术创作和表达在认识论上的核心问题，构成了看待和评价艺术发展的重要维度。如果1980年代文革结束后中国艺术的发展历程，可以用形象化的语言来描述的话，那么，不断地追问我是谁，则是那个十年中国艺术在自我与世界层面上的一种准确描述。而1990年代在强烈的自我放逐感受驱使下则明显表达我就是我，不关心我是谁。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出生于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新一代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中，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又出现了十分重要的变化——他（她）们作为独生子女，似乎面临着与现实社会日益分离和隔膜的危险之中，生活在超真实的虚拟网络和图像信息的巨大包围里，其作品形象不再追求二十多年前中国艺术的历史深度，也不再像十几年前的艺术家那样通过自我调侃和自我弱小化来抵制个人难以抗拒的强大社会体制及其意识。他（她）们的作品形象越来越主观化、虚构化、玩偶化、拟人化但却非我化，这几乎成为其作品语言形态的共同特征。

事实上，中国的年轻一代艺术家真的出现了千人一面的形象同质化吗？真的因为受到海外传来并且广为传播的卡通和动漫的影响，而在视觉语言形态上丧失了个人自我的创造力，只是躲在那些相互雷同的非我、非真实的臆造形象里游戏吗？观赏孙珂的绘画，会使我们意识到这种归纳和评判年轻艺术家视觉创造的认识有多么的笼统、主观和粗糙。

没有人不会因为《在路上》这幅画而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艺术家将一个头插鲜花、身裹黑袍的女孩与一头驴出人意料地放在了同一画面空间之中。女孩的脸庞被浓厚的妆面覆盖着，与驴子的花脸头套相呼应，而修长的黑袍也与身披紫甲衣、绑护腿的黑驴有着同功之处。厚重低垂、变幻万千的乌云和奔向远方的浑莽大地，形成了一股难以抵御的外力，包围着并且更加突显出前景中这人与驴在场景和造型装扮上的荒诞不经。背景虚无飘渺，阴暗低沉，前景厚重有力但色彩夸张，在强烈的空间反差中，蕴藏着少女的孤独和无助，而似乎只有在毛驴身上，她才能找到在自己的同类——人——那里所难以找到的忠诚和安全感。也或许，这头毛驴正是艺术家意指中的人类，虽然是自己的同类，却难以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如果我们把黑衣的花女当成艺术家的自我指涉的话，那么，毛驴在画面中是作为自我意识的对象化的产物而存在则是明确无误的。这个被对象化和拟人化的动物，正是我们理解艺术家对周围世界微妙和复杂的自我意识与感受的重要参照。

而如果说人与动物本身就已经在视觉逻辑上蕴涵着显而易见的冲突和情绪的话，那么戏曲装扮的少女头像则是通过画面色彩的感染力，为观众传递出隐藏在胭脂粉红之后的一种深深的自我情绪。表现传统国粹的戏曲装扮，在绝大部分艺术家以往的创作中要么限于自我对传统历史文化的盲目认同和追慕，要么流于借传统符号和样式来向观众传递异国情调，总是希冀作品画面与外界的历史文化发生直接的联系，却全然忽视了作品题材和素材的选择，其实首先是出于自我表达的需要，是自我对现实世界心理感受的需要。对于一位年轻的女性艺术家来说，心理甚至是生理上的感受是构成自我对周围现实世界态度的重要依据，尽管前者存在于她的意识的最深处，难以用理性的逻辑和简单化的语言概括表述清楚。这张头像通过充斥整个画面的饱满构图，摈弃了所有可能有所指代的外在背景内容，逼迫观看者直接面对少女灿若挑花的面容和迷朦困惑的眼神，而头上的花簪，跳动飞舞，挣扎，执拗，强化了面对现实时的自我意识，令观看者领悟到戏曲装扮的选择和表现，正是为了突出女性自我对人生如戏的清醒意识。

当我们从这张戏曲装扮的少女头像上把目光移开，我们会发现，孙珂几乎所有绘画作品中的人物，其实都有着浓厚的装扮性、虚构性和戏剧性，但又与同时代的其他艺术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当下的许多年轻艺术家那里，人物形象总是被描绘在强大和无处不在的商业化都市物质景观的包围之中，各种背景化的城市符号成为塑造前景中被木偶化和玩具化的少男少女形象的必要部分，以此来传达艺术家们在这个越来越被各种景观、符号和资讯中介着和支配着的世界里所建立起来的世界观。孙珂的一系列作品所描绘的都是没有具体环境背景的女性，要在如此封闭和狭小的视觉空间里刻画单一种类的人物形象，显然对艺术家自我意识的塑造和表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其他艺术家那里，过分地在造型语言上追求形象的木偶化和玩具化，将形象当成一种中性的没有生命的物体来加以神化并对之顶礼膜拜，可能因为形象的千差万别而难以奏效，也会失去绘画本身的活力和魅力。而在孙珂的作品中，装扮性、虚构性和戏剧性，是通过夸张的色彩和有力的笔触以及人物形象的眼睛的独特刻画来实现的。桃红色暗示着惨痛的血色，是受伤和暴力的象征，同时它也与女性生理周期的宿命密不可分，它是女性艺术家对自我性别的生理体认和这种宿命的心理抗争，而当这些不同装束的女性形象被艺术家极为主观地悬置于简单、明了的画面空间之中时，她们又作为相对于观看者的他者，在接受着同样作为他者的观看者的凝视。相对于由周围世界和观看者组成的他者，绘画作品本身一旦完成并且展览出来，也就作为一种他者而独立于这个包围着它们的周遭世界以及观看者观众，它们的形象是对现实世界的感受经过抽象和再造之后而产生的，虽然没有被画成木偶或者玩具，但这些形象仍然带有虚构性和戏剧性，因为绚烂的色彩和调子，还有形象时而理性时而感性的轮廓描绘，都释放出动人、夸张甚至带有凄迷的感染力。

这些画面形象透露着艺术家主体特别是女性艺术家的自我经验和意识，而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它们宛若艺术家本人，在平面的二维空间中向观看者发出这样强烈清晰的声音：不是我，是谁？没有具体的现实生活场景，也没有过多的内容含义提示物，在一个看似主观、封闭和真空的画面语境中，艺术家的自我意识透过有限的形象，把我们吸引进了她的内心世界。这个内心世界不是对周围物理世界的简单和镜子式的反射和模写，而是生理和心理的感知、承受和挣脱，如此循环往复，吸收外界的各种信息，消化并且分泌出自己的情愫和意念，正如这些形象的眼睛那样，在感知着世界，同时也深不见底，于不真实的表象中确证着一种真实的自我意识。

《花努嘴》，150×200cm